时隔10年 以色列解密空袭叙利亚“核反应堆”行动

法律规定三种情况暂停处决

　　2025-08-02，广东惠州中级法院召开死刑宣判执行会，死刑犯刘某在宣判后大呼冤枉并称有重大立功。随即，法官暂停执行程序，刘某被押回看守所，得以暂时保命。次日，惠州中院回应，对死刑案件，即使是微小的疑点，也一定要核查，把案件办成铁案，才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。2025-08-02，温州市中级法院依法对杀人犯肖某执行死刑。在验明正身时，肖某突然喊冤并向法官交代还有其他人参与杀人。临场监督检察官几经请示，经最高法院决定，肖某被暂缓执行死刑。此后，最高法院撤销了原判决、裁定，将该案发回温州市中级法院重审。2006年，佛山中院对抢劫杀人犯甘某执行死刑时，甘某忽然喊冤，佛山中院为慎重起见决定紧急暂缓执行死刑，并将该情况及时上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。“刀下留人”的特例一时间引起了全国轰动。

　 法律专家透露，中国法律对“枪下留人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根据刑事诉讼法，“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，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。但是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停止执行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：(一)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；(二)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，可能需要改判的；(三)罪犯正在怀孕。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停止执行的原因消失后，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才能执行；由于前款第三项原因停止执行的，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。”

　 前述案例中，死刑犯喊冤，应该就属于“判决可能有错误”的情况。为了防止错杀、确保死刑案件停止执行程序依法规范进行，2008年，最高法出台了《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》。该司法解释对刑诉法中“可能有错误”的情形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：(一)发现罪犯可能有其他犯罪的；(二)共同犯罪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归案，可能影响罪犯量刑的；(三)共同犯罪的其他罪犯被暂停或者停止执行死刑，可能影响罪犯量刑的；(四)判决可能有其他错误的。

　 据一位法警向媒体透露，在执行死刑时，经常会有犯人大喊“我要检举、我要立功”之类的求饶话语。遇到临死前突然招供或检举的，都由法官、检察官当场核实。如果认定为早已查实，属于存在侥幸心理、反复抗拒执行的，则继续执行。如果当场无法查实的，则依照法定程序，暂缓执行，将犯人带回进一步调查审理。

“枪下留人”也不一定能保命

　　最高法规定，死刑暂停执行后，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，认为不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，应当裁定下级人民法院继续执行死刑；认为可能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，应当裁定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死刑。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后，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，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。

　 前述“枪下留人”的案例，虽经复核重审，但都没有推翻原来的死刑判决。刘某案经过4个月的复核，司法机关查明：刘某被执行死刑前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经查不实，不构成重大立功，遂作出继续执行核准死刑的刑事裁定。肖某经温州市中院重新审判后，也是以犯故意杀人罪被再次判处死刑；肖某揭发的两名同案犯，则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。针对甘某的临刑喊冤，广东高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，撤销该案一审刑事判决和二审刑事裁定，并以出现新证据为由将案件发回佛山中院重新审理。佛山中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，两次公开开庭审理。2009年12月，广东省高院终审裁定甘某案维持死刑判决。经历重审的一审和终审，以及近三年的死期复核，时隔6年之后，甘某仍被执行了死刑，只是死刑方式换成了注射。

临刑喊冤确有翻案先例，但很少见

　　常被媒体援引的一个“枪下留人”最终“留成功”的案例，还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，那也是新中国第一例“在监督执行死刑中平反的冤案”。

　 据《人民公安》报道，2025-08-02，山东省胶县(今胶州市)，死刑犯安乐三押往刑场途中，一个劲地喊冤，说他没有人命罪，让他吃饭，也不肯吃。还死命挣脱民警的手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仰头望天哀嚎道：“老天爷您老人家显显灵，救救我吧，我死得好冤枉啊!”说完跪在路上不肯起来。

　 负责监督执行死刑的检察官意识到，该案可能另有隐情，经再三审问，断定很可能是一起错案。经请示后，当地司法机关启动了暂缓执行死刑程序，并组建调查组重启调查，后来查明，安乐三被检举涉嫌两起杀人案，但第一条人命纯属子虚乌有，第二条人命则属张冠李戴。最终，安乐三案撤销原判，改为“教育释放”。1956年6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转发了纠正安乐三错案的前前后后，将之列为“全国第一起在监督执行死刑中平反的冤案”，要求全国政法人员引为借鉴。

　 与安乐三案相比，文首提到的山西张鸿案，暂缓执行死刑后的重审改判，则充满曲折和蹊跷。据媒体报道，张鸿从刑场押回3年后，2001年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，认定该案“基本事实清楚，基本证据确实”，改判张鸿死缓，而导致改判的唯一因素是“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况”，但“具体情况”究竟是什么，判决中并未言明。19年牢狱生涯中，张鸿始终不认罪，经过不断申诉，2012年，山西省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复查，调查近两年后作出《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》，认为案件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并向山西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。如今又是两年过去，张鸿仍没等到法院回音。

针对死刑中止程序也有质疑之声

　　有人认为“枪下留人”体现法治进步，也有人质疑，是不是死刑犯在临刑前喊一嗓子就都可以保命？这会不会成为拖延死刑执行的借口，有损司法权威？对此，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认为，如果判决没有错误，或者案犯不构成重大立功表现，那么最终的结果仍旧是执行死刑。暂缓执行死刑程序只是死刑执行的最后救济程序，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都有类似制度，目的在于避免冤假错案和误杀、错杀。

　 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，只要执行就无法挽回。一旦误杀、错杀，造成的后果无法弥补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聂树斌案、呼格案，2007年，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后，吴英案、念斌案等案件也表明，给死刑设置“暂停键”确有必要。相比吴英案的死刑不核准，念斌案更为典型，自2006年至2014年，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，被控投毒的念斌4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，但最高法均未核准。2025-08-02，福建高院终审宣判念斌无罪。

　 如果冤假错案没有办法完全避免，那么启动暂缓执行死刑程序，给死刑立即执行踩一脚“刹车”，也是人权保障和尊重生命权的表现。当然，如果当事人以此为借口拖延死刑执行时间，法院不可能任其重复，而是本着公正与效率的原则，该执行死刑的仍然要执行。总的来说，随着法治不断进步，绝大多数的错案，都能在诉讼前端化解，而死刑的审核也越来越谨慎严格，这都是“枪下留人”少见，而“留成功”更加少见的重要原因。

　 不过，也应该看到死刑程序的“美中不足”之处，目前仍然是由负责审判的法院来执行死刑。这里存在的风险是，如果法院暂停执行死刑，就是对之前审判结果的一种否定，让法院自己否定自己，其实非常困难，正因如此，执行人员很容易对临死喊冤视而不见。